第53章 贵人杨汇泉（1 / 2）
在我很幼小的时候，我那信奉天命的祖母请人给我算命，说我一生有贵人保佑。这给了我祖母期待与希望，后来的结果更是令她满意而又放心。我35岁那年，祖母驾鹤西去。她已经见证了贵人对我的保佑。所以一生从不轻易崇拜人的她，对算命的王先生可是十分的尊敬。直到她临终前的一瞬，还拉着我的手说：王先生讲了的，你有贵人保佑。你一生会滔滔顺顺。我放心。也奇怪！算命先生的话竟然那么灵验。我的人生路上，的确得到了许多贵人的帮助。杨汇泉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有的贵人，在某件事上给你帮助，有的贵人，在某一时期给你帮助，而杨汇泉则是给我永远的帮助、教育、扶持、保护。几十年来，他就像阳光、雨露，就像泉水、微风，当我眼前有些迷茫时，他把阳光给我，当我心灵有几分枯竭时，他把泉水给我，总之，在我最需要扶持的时候，他都会伸出温暖的手，把我送向人生的一个又一个新起点。
一
是文学之神，派来贵人杨汇泉，给一株几经风吹雨打而不甘倒地的文学花蕾及时喷洒雨露。早在上世纪的1982年春天，我的第一部儿童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被压缩成中篇，在《小溪流》增刊《中篇小说童话集锦》第一辑上发表。我把这本厚重的刊物寄给了时任常德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的杨汇泉同志，在扉页上写了这样一句话：请杨专员斧正《欢笑的碧莲河》。我当时是汉寿县创作组的一名专业创作员，没有任何官衔，为什么会给位高权重而又素不相识的杨汇泉直接寄书呢？
当年元月，常德地区召开文艺创作会议，杨汇泉同志代表地委、行署作了题为《到生活中去努力反映时代精神》的报告。会后，汉寿县委宣传部组织文艺工作者学习这个报告。我学了这个报告感到很振奋。其中有这样的话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文艺作品要讲真实性，无真实即无生命力。”“有独特见解的观察，是搞好创作的基础，也是创新的前提。”我认为这些话讲得很有水平，我很钦佩。我出于一种尊敬的心情，所以，就把《欢笑的碧莲河》寄给了他。
时间过去了大约两个月，我意外地收到了杨汇泉给我的信。
杨远新同志：
你寄给我的《中篇小说童话集锦》一书，早已收到，由于书到之日，我的女儿就拿走看去了，我一直未能翻阅，直到最近我读了你的小说后，才能给你回信，很感对不起。
我对儿童文学读的很少，更缺乏对这一种文学的研究，读了你的《欢笑的碧莲河》后，我认为主题是好的，它告诉人们对于落后的顽皮的儿童不要厌弃他，不要伤害他的心理，要爱护他，热情帮助他，使他健康成长。因此说小说不仅对儿童有教育意义，而对从事教育的人同样有启发、教育作用，在这方面是成功的。但是，我觉得小说在情节上有些不尽合理的失真之处；像高老师让水欣竹一同上街卖鱼一节，高为什么离开孩子让他自己去卖，又为什么不找孩子而自己先回家了，好像故意安排孩子自己卖鱼而去受骗，明知道是第一次上街的孩子，以找不到为由而自己先回家，这多少有损于高爱护儿童的形象。还有像牯牛打架，一般放牛娃都懂得这是干不得的。常在一起放牧的牛是不打架的，打架的牛是不能在一起放牧的，我认为在水欣竹已有觉悟提高的时候再玩这种危险的赌注，是不合适的。再者，对水欣竹的转变的内心活动应再深入细腻些描绘才好。这是我的一管之见，也可能不正确，是不懂儿童文学的外行之见。看后有啥讲啥，才能使读者与作者心相通啊！但总的说来，我认为你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了把少年儿童培养成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望你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用你的辛勤劳动，为少年儿童写出更多更好的读物来，孩子们在期待着！
上个月我曾去汉寿一次，先是搞防汛抢险，后两天又匆匆看了几个工厂与公社的生产情况，因时间安排较紧，未及看望你，请谅，下次到汉寿去时，一定登门拜访。别不多谈了。
致礼！
杨汇泉
1982年7月26日
读了这封信，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是感激，没想到身为专员的他，公务那么繁忙，还果真挤出时间对一个无名小辈的作品予以仔细的斧正。二是汗颜。不能让别人知道专员对我的作品提出了批评。三是暗下决心，往后的日子里一定要创作出能够得到杨专员好评的作品。不久，湖南省作家协会召开全省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围绕如何真实地塑造八十年代的少年儿童形象展开讨论。会上，轮到我发言时，我鼓起勇气讲了杨汇泉对《欢笑的碧莲河》的批评意见。没想到引起了会议主持人谢璞、金振林的高度重视，认为这封信的内容对如何塑造八十年代的少年儿童形象有着特殊的指导意义。于是，《作家通讯》在当年的第4期显著位置刊登了这封信。一度成为儿童文学界的美谈。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发表一篇作品，都要寄给杨汇泉指正，觉得找到了一位好老师。三个多月后，我又收到了他给我的第二封信。
杨远新同志：
你的几篇作品，工余之暇，浏览了一遍，总的感觉，你的创作热情很高，日夜挥笔，辛勤劳动，在短期内作品迭出，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可贵的。你的几篇作品具有滨湖农村的特色，主题是好的，思想情调也是健康的，反映了农村现实生活中的积极因素，能够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读后使人没有沉闷窒息的不快之感；我还觉得，你有一种不避讳自己作品中的缺点、虚心听取别人意见的难得态度，因此我也就直言：你的作品使人读后印象平淡，缺乏深刻的启示和感染力，需要进一步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性。由于我的欣赏水平有限和时间所限，对你的作品不能从主题思想、人物性格以及表现形式上去分析，仅在语言上我觉得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一、语言要准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表达你要描写的内容。应反复琢磨用哪个词最准确，最能充分表达了你的意思；如果那个词不够准确，读了还可能使人“反胃口”。比如《沅水哗哗》中写到的“金色的芦苇”，芦苇从发芽到收割，什么时候呈现过金黄色呢？我认为不太准确。又如，“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易使人理解为几十年努力总结经验。还有，“他暗暗庆幸自己多年来统治春柳湖的这一手……”，哪个党支部书记（变质分子例外）能把自己负责的单位看成是自己的统治地方，把自己单位的群众看成是自己统治下的人民？这不是一个党员干部应有的感情。你那篇短文中把手中笔比作放大镜，这个比喻没有错，却也不尽适宜。既然是放大镜，那就既可以把光明美好放大，也可以把丑恶阴暗的东西放大，文学这支笔抑浊扬清的作用就没有全面的表现出来。高尔基说过，语言是一切事物和思想的衣裳。要做到量体裁衣，恰如其分，准确地表达你要反映的内容。我记得《难忘的一九一九年》这部影片写了一段这样的故事：红海军把来犯的英国军舰打得大败，有人报告斯大林说：“英国船撤退了。”斯大林说：“唔，应该说是赶快逃跑了。”撤退是自动退出，而逃跑是被人撵走的。这样一改，很准确。
二、语言要简练。写文章要求文字简练，写小说我认为不管对情节的描述，还是内心活动的刻画，人物的对话，也都要求文字简练。就是没有累赘和堆砌的东西，以最经济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思想。我认为你发表的这几篇作品都还有“精加工”的余地。像《沅水哗哗》中开头描绘的什么“黄霜霜，油光光，鱼白色的，超过银白色的，在多褶似的，默黛色的”等等，是否形容词堆砌多了点。大家都知道，欧阳修《醉翁亭记》稿起初说“滁如四面皆山……”凡数十字，改后只说“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其言简意赅。还有“人声嚷嚷，沅水哗哗，芦苇沙沙，矶头默默……”一段，如将“矶头默默”去掉，不仅不损意境，还衬托了人们沉默的气氛。你说对吗？鲁迅说过，“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部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古人说“惜墨如金”，这是从写作实践中得出的格言。蒙古有句谚语：“一个深思熟虑的单词，胜过千百句废话。”注意用词的简练，这是写文章下苦工夫的表现。当然，我们说文字简练不等于苟简。不能专从字数上着眼，忽视了内容的正确表达和语言的准确性。
三、语言要优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不仅要求语言准确、朴素、精炼，还要求语言优美。文字作品作为一种感染力量，不能不注意语言的美学职能。你尽力用农民群众中的语言来表现农村生活和农民的思想感情这个路子是对的；但应注意，并非群众中一切语言、方言、俗语都可以成为文学语言。像你的《沅水哗哗》中什么“小吉八入的杂种”，就过野了。“狗拨正得神”，能把犯错误的人比作狗吗？“回到摸脚坑子摸手坑子的年代”两语重复，一般人难以体会到。对群众中的语言，要熟悉，群众语言是文学语言的源泉，但运用时要选择、洗练，如金子是在矿石中的，但矿石不都是金子。高尔基说过：“我们把语言分做文学的语言和人民的语言，那意思不过是说语言中有‘未经加工’的语言，和由巨匠加工过的语言。”因此，文艺作品要从日常丰富的口语中严格挑选那些最准确、最生动、最优美、最有意义的字眼。应以典型的形象、优美的语言打动读者。
总之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古今中外，一切伟大的文学家，没有不痛感自己语汇穷乏，至于一般人那就更甭说了。所以要从事文艺创作，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学习语言，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中外一些艺术大师们学习。要培养自己对语言的兴趣，要锻炼自己对语言敏锐的感觉，要有苦学苦练文学语言的毅力。这样累月积年，不断磨砺，才能提高语言艺术，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
以上说的近乎吹毛求疵，也不一定的是疵；道理是尽人皆知的，也是些多余的话。不过，我还是一句老话：外行说话胆子大。读了你的作品，感到什么，就说什么，对与不对供你参考。我衷心希望你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做出新的成绩，写出质量更高的作品来。这是一个革命老兵对你们青年人的希望，也是一个读者对你们文艺工作者的希望。
讲的不少了，就此搁笔。顺此
敬礼！
杨汇泉
1982.11.19
湖南省文联主办、1982年12月31日出版的《文联通讯》5·6期合刊，发表了这封信。
二
我第一次见到杨汇泉同志，记得是在1983年元月召开的常德地区三级干部大会上。由于地委对文艺创作的重视，全区各市县创作组的创作员作为特殊代表，列席大会，这是体验生活的一种形式。那天比较冷，他在台上作报告穿的一件退了色的军大衣。他作完报告，听别的代表作典型发言，中间有人向他悄声报告了什么，他走下主席台，那样子好像是有事要处理。我身边的同行鼓励我上去与他打个招呼。我跨出千人会议室，走道上就我们两个人，我迎上去喊了声“杨专员”，作了自我介绍。他向我伸出手，眼睛盯着我，“你就是杨远新。你我神交已久。”我本来有些紧张。听了他这话我一下轻松下来。这次近距离与他接触，时间很短，他握着我的手说，欢迎到他家里做客。他的形象很英俊，眼睛很有神，和蔼可亲，走路一线风。第一次见面时间虽短，交谈虽少，但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印象，觉得他不仅是个好领导，更是个好长者。
我与他第二次见面，也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场合。这一次有了较多的时间聆听他的教诲。1983年5月，我应小溪流杂志社的邀请，住在省委接待处北栋修改儿童中篇小说《小甲鱼的“阿姨”》。得知刚在机构改革中升任副省长的杨汇泉办公、住宿都在省委接待处的南栋。一天上午，我来到南栋2楼他的办公室，他正在埋头批阅文件。我喊了声“杨省长”。他抬头见到我，问：“你怎么来啦？”他听了我的回答，很高兴，鼓励我多为孩子们写作。我看见他桌上堆成小山似的文件，还有一批又一批找他汇报工作的人，不忍心占用他太多的时间，起身告辞。这时，我才认真观察了一眼他的办公室。极其简单，一张床，一张桌，两把沙发，一个茶几。他送我到门口，对我说：“晚饭后我们一起散步。再聊聊。”那时他刚到省政府履新，家人还在常德。用餐都在省委接待处。下班后属于自由人。我早知道散步是他的习惯。我有个好朋友在常德地委工作，住在地委大院居中的一栋老式平房里，旁边有一条乳桢树相夹的甬道，杨汇泉经常在那条甬道上散步。1982年的冬天，我去常德开会，住在朋友家，凌晨朋友推醒我，说：“你听！杨专员在外面散步。你去见见他吧！”我没有勇气，因为觉得自己的作品写得不够好，他在信中给予了批评，打算写出好的作品了再去见他。那时的我，不单是我，应该是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比较单纯。这次他约我散步，我自然联想起了这一幕。此时，我们已经有过两次见面，虽然短暂，但令我感到亲切、无拘无束。我好像有很多话要对他说。那天晚饭后，我早早地来到省委接待处门前那块绿茵茵的草坪里，半个小时后，他从大厅走了出来，我迎了上去。我陪着他，围绕那块方方正正的绿草坪漫步。那一次谈的话题很广泛，但谈得最多的当然还是文学。开始我不紧张，越往深里谈，我反倒紧张起来，因为一问一答中，我感觉自己的知识肤浅而贫乏，与他比较有着天壤之别。我暗下决心，要多读书，不然就辜负了他的希望。这次我不失时机地向他提了一点要求：省作家协会拟推荐我上大学，但名额少，竞争很激烈。我很想上大学充电。意思是请他给有关方面打个招呼，推荐时向我倾斜一下。他稍作沉吟，对我说了一席很深刻的话。大意是：先把基础打牢，上大学有的是机会，大作家，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也有没进过大学校门的，像高尔基、浩然等等。等到自身有势力跟人家竞争了，再去上大学深造，会对你更有利。他没有列举他自己。我知道他少年时代半务农半习读，仅上过五年小学，这次从上至下的机构改革，都注重选有大学文凭者。他是正、副省长中唯一没有大学文凭的。他虽然没列举他自己。但我自然想到了这一点。我听了他的话，往后的日子里，我以汉寿县沧浪渔场做生活基地，一边体验生活，一边创作，同时自学中国文学函授大学的全部课程，取得了大专毕业证。创作上也小有收获。经杨汇泉指点修改后的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得到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认可，于1985年出版了单行本。中篇小说《小甲鱼的“阿姨”》《牛蛙大王》相继发表，还有一大批短篇小说《鲤鱼风波》《春柳湖上》等，散文《鳖园绿了》《是为了报答吗？》等，报告文学《三十二年风雨路》《揭开水鱼生长的秘密》等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汉寿县委、县政府领导对我政治上、生活上均十分关心。送我进党校学习。县委周立民书记经常带我下乡调查研究。每年给我立功授奖。我人生中呈现出一个小小的黄金期。有人开玩笑说：这都是因为杨省长重视你。这也是，也不全是。因为汉寿县委的历届领导都很重视文艺创作，我所经历的几届县委书记：白连清、何秋舫、周立民、刘昌进、左连生，都对我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帮助。正因如此，汉寿县成立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创作组，专门机构、专门经费，一直保持了13年，以老带新。如果没有这13年的培养、历练。我不可能成为现在的国家一级作家。应该说：有了杨省长对我的关心、重视，汉寿县委的领导对文艺创作更加重视，对我更加关心。那个时期，各级领导对文艺的重视是发自内心，而不是像现在某些领导者的作秀。如今，省委接待处门前那块方方正正的绿色草坪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地面加黑黑压压的小车，然它却存留在了我心中。绿草坪，我心中永远的怀念。
我在文学湘军中只算作很普通的一员，却能得到杨省长的如此重视。他对整个湖南文艺事业更是重视，他不分管文艺，但是他管钱，总是向文艺倾斜。我以自己经历的一件事为证。1986年，湖南省作家协会举办首届儿童文学评奖，但没有钱。儿童文学委员会的正副主任谢璞、金振林、邬朝祝，把我从汉寿召到长沙，要我去给杨省长送要钱的报告。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找杨省长办过任何事，无论是公，还是私。这次我只好一试。报告送到他手上，他二话没说，批给了评奖所需的全部费用。 ↑返回顶部↑
一
是文学之神，派来贵人杨汇泉，给一株几经风吹雨打而不甘倒地的文学花蕾及时喷洒雨露。早在上世纪的1982年春天，我的第一部儿童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被压缩成中篇，在《小溪流》增刊《中篇小说童话集锦》第一辑上发表。我把这本厚重的刊物寄给了时任常德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的杨汇泉同志，在扉页上写了这样一句话：请杨专员斧正《欢笑的碧莲河》。我当时是汉寿县创作组的一名专业创作员，没有任何官衔，为什么会给位高权重而又素不相识的杨汇泉直接寄书呢？
当年元月，常德地区召开文艺创作会议，杨汇泉同志代表地委、行署作了题为《到生活中去努力反映时代精神》的报告。会后，汉寿县委宣传部组织文艺工作者学习这个报告。我学了这个报告感到很振奋。其中有这样的话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文艺作品要讲真实性，无真实即无生命力。”“有独特见解的观察，是搞好创作的基础，也是创新的前提。”我认为这些话讲得很有水平，我很钦佩。我出于一种尊敬的心情，所以，就把《欢笑的碧莲河》寄给了他。
时间过去了大约两个月，我意外地收到了杨汇泉给我的信。
杨远新同志：
你寄给我的《中篇小说童话集锦》一书，早已收到，由于书到之日，我的女儿就拿走看去了，我一直未能翻阅，直到最近我读了你的小说后，才能给你回信，很感对不起。
我对儿童文学读的很少，更缺乏对这一种文学的研究，读了你的《欢笑的碧莲河》后，我认为主题是好的，它告诉人们对于落后的顽皮的儿童不要厌弃他，不要伤害他的心理，要爱护他，热情帮助他，使他健康成长。因此说小说不仅对儿童有教育意义，而对从事教育的人同样有启发、教育作用，在这方面是成功的。但是，我觉得小说在情节上有些不尽合理的失真之处；像高老师让水欣竹一同上街卖鱼一节，高为什么离开孩子让他自己去卖，又为什么不找孩子而自己先回家了，好像故意安排孩子自己卖鱼而去受骗，明知道是第一次上街的孩子，以找不到为由而自己先回家，这多少有损于高爱护儿童的形象。还有像牯牛打架，一般放牛娃都懂得这是干不得的。常在一起放牧的牛是不打架的，打架的牛是不能在一起放牧的，我认为在水欣竹已有觉悟提高的时候再玩这种危险的赌注，是不合适的。再者，对水欣竹的转变的内心活动应再深入细腻些描绘才好。这是我的一管之见，也可能不正确，是不懂儿童文学的外行之见。看后有啥讲啥，才能使读者与作者心相通啊！但总的说来，我认为你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了把少年儿童培养成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望你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用你的辛勤劳动，为少年儿童写出更多更好的读物来，孩子们在期待着！
上个月我曾去汉寿一次，先是搞防汛抢险，后两天又匆匆看了几个工厂与公社的生产情况，因时间安排较紧，未及看望你，请谅，下次到汉寿去时，一定登门拜访。别不多谈了。
致礼！
杨汇泉
1982年7月26日
读了这封信，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是感激，没想到身为专员的他，公务那么繁忙，还果真挤出时间对一个无名小辈的作品予以仔细的斧正。二是汗颜。不能让别人知道专员对我的作品提出了批评。三是暗下决心，往后的日子里一定要创作出能够得到杨专员好评的作品。不久，湖南省作家协会召开全省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围绕如何真实地塑造八十年代的少年儿童形象展开讨论。会上，轮到我发言时，我鼓起勇气讲了杨汇泉对《欢笑的碧莲河》的批评意见。没想到引起了会议主持人谢璞、金振林的高度重视，认为这封信的内容对如何塑造八十年代的少年儿童形象有着特殊的指导意义。于是，《作家通讯》在当年的第4期显著位置刊登了这封信。一度成为儿童文学界的美谈。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发表一篇作品，都要寄给杨汇泉指正，觉得找到了一位好老师。三个多月后，我又收到了他给我的第二封信。
杨远新同志：
你的几篇作品，工余之暇，浏览了一遍，总的感觉，你的创作热情很高，日夜挥笔，辛勤劳动，在短期内作品迭出，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可贵的。你的几篇作品具有滨湖农村的特色，主题是好的，思想情调也是健康的，反映了农村现实生活中的积极因素，能够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读后使人没有沉闷窒息的不快之感；我还觉得，你有一种不避讳自己作品中的缺点、虚心听取别人意见的难得态度，因此我也就直言：你的作品使人读后印象平淡，缺乏深刻的启示和感染力，需要进一步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性。由于我的欣赏水平有限和时间所限，对你的作品不能从主题思想、人物性格以及表现形式上去分析，仅在语言上我觉得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一、语言要准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表达你要描写的内容。应反复琢磨用哪个词最准确，最能充分表达了你的意思；如果那个词不够准确，读了还可能使人“反胃口”。比如《沅水哗哗》中写到的“金色的芦苇”，芦苇从发芽到收割，什么时候呈现过金黄色呢？我认为不太准确。又如，“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易使人理解为几十年努力总结经验。还有，“他暗暗庆幸自己多年来统治春柳湖的这一手……”，哪个党支部书记（变质分子例外）能把自己负责的单位看成是自己的统治地方，把自己单位的群众看成是自己统治下的人民？这不是一个党员干部应有的感情。你那篇短文中把手中笔比作放大镜，这个比喻没有错，却也不尽适宜。既然是放大镜，那就既可以把光明美好放大，也可以把丑恶阴暗的东西放大，文学这支笔抑浊扬清的作用就没有全面的表现出来。高尔基说过，语言是一切事物和思想的衣裳。要做到量体裁衣，恰如其分，准确地表达你要反映的内容。我记得《难忘的一九一九年》这部影片写了一段这样的故事：红海军把来犯的英国军舰打得大败，有人报告斯大林说：“英国船撤退了。”斯大林说：“唔，应该说是赶快逃跑了。”撤退是自动退出，而逃跑是被人撵走的。这样一改，很准确。
二、语言要简练。写文章要求文字简练，写小说我认为不管对情节的描述，还是内心活动的刻画，人物的对话，也都要求文字简练。就是没有累赘和堆砌的东西，以最经济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思想。我认为你发表的这几篇作品都还有“精加工”的余地。像《沅水哗哗》中开头描绘的什么“黄霜霜，油光光，鱼白色的，超过银白色的，在多褶似的，默黛色的”等等，是否形容词堆砌多了点。大家都知道，欧阳修《醉翁亭记》稿起初说“滁如四面皆山……”凡数十字，改后只说“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其言简意赅。还有“人声嚷嚷，沅水哗哗，芦苇沙沙，矶头默默……”一段，如将“矶头默默”去掉，不仅不损意境，还衬托了人们沉默的气氛。你说对吗？鲁迅说过，“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部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古人说“惜墨如金”，这是从写作实践中得出的格言。蒙古有句谚语：“一个深思熟虑的单词，胜过千百句废话。”注意用词的简练，这是写文章下苦工夫的表现。当然，我们说文字简练不等于苟简。不能专从字数上着眼，忽视了内容的正确表达和语言的准确性。
三、语言要优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不仅要求语言准确、朴素、精炼，还要求语言优美。文字作品作为一种感染力量，不能不注意语言的美学职能。你尽力用农民群众中的语言来表现农村生活和农民的思想感情这个路子是对的；但应注意，并非群众中一切语言、方言、俗语都可以成为文学语言。像你的《沅水哗哗》中什么“小吉八入的杂种”，就过野了。“狗拨正得神”，能把犯错误的人比作狗吗？“回到摸脚坑子摸手坑子的年代”两语重复，一般人难以体会到。对群众中的语言，要熟悉，群众语言是文学语言的源泉，但运用时要选择、洗练，如金子是在矿石中的，但矿石不都是金子。高尔基说过：“我们把语言分做文学的语言和人民的语言，那意思不过是说语言中有‘未经加工’的语言，和由巨匠加工过的语言。”因此，文艺作品要从日常丰富的口语中严格挑选那些最准确、最生动、最优美、最有意义的字眼。应以典型的形象、优美的语言打动读者。
总之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古今中外，一切伟大的文学家，没有不痛感自己语汇穷乏，至于一般人那就更甭说了。所以要从事文艺创作，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学习语言，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中外一些艺术大师们学习。要培养自己对语言的兴趣，要锻炼自己对语言敏锐的感觉，要有苦学苦练文学语言的毅力。这样累月积年，不断磨砺，才能提高语言艺术，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
以上说的近乎吹毛求疵，也不一定的是疵；道理是尽人皆知的，也是些多余的话。不过，我还是一句老话：外行说话胆子大。读了你的作品，感到什么，就说什么，对与不对供你参考。我衷心希望你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做出新的成绩，写出质量更高的作品来。这是一个革命老兵对你们青年人的希望，也是一个读者对你们文艺工作者的希望。
讲的不少了，就此搁笔。顺此
敬礼！
杨汇泉
1982.11.19
湖南省文联主办、1982年12月31日出版的《文联通讯》5·6期合刊，发表了这封信。
二
我第一次见到杨汇泉同志，记得是在1983年元月召开的常德地区三级干部大会上。由于地委对文艺创作的重视，全区各市县创作组的创作员作为特殊代表，列席大会，这是体验生活的一种形式。那天比较冷，他在台上作报告穿的一件退了色的军大衣。他作完报告，听别的代表作典型发言，中间有人向他悄声报告了什么，他走下主席台，那样子好像是有事要处理。我身边的同行鼓励我上去与他打个招呼。我跨出千人会议室，走道上就我们两个人，我迎上去喊了声“杨专员”，作了自我介绍。他向我伸出手，眼睛盯着我，“你就是杨远新。你我神交已久。”我本来有些紧张。听了他这话我一下轻松下来。这次近距离与他接触，时间很短，他握着我的手说，欢迎到他家里做客。他的形象很英俊，眼睛很有神，和蔼可亲，走路一线风。第一次见面时间虽短，交谈虽少，但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印象，觉得他不仅是个好领导，更是个好长者。
我与他第二次见面，也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场合。这一次有了较多的时间聆听他的教诲。1983年5月，我应小溪流杂志社的邀请，住在省委接待处北栋修改儿童中篇小说《小甲鱼的“阿姨”》。得知刚在机构改革中升任副省长的杨汇泉办公、住宿都在省委接待处的南栋。一天上午，我来到南栋2楼他的办公室，他正在埋头批阅文件。我喊了声“杨省长”。他抬头见到我，问：“你怎么来啦？”他听了我的回答，很高兴，鼓励我多为孩子们写作。我看见他桌上堆成小山似的文件，还有一批又一批找他汇报工作的人，不忍心占用他太多的时间，起身告辞。这时，我才认真观察了一眼他的办公室。极其简单，一张床，一张桌，两把沙发，一个茶几。他送我到门口，对我说：“晚饭后我们一起散步。再聊聊。”那时他刚到省政府履新，家人还在常德。用餐都在省委接待处。下班后属于自由人。我早知道散步是他的习惯。我有个好朋友在常德地委工作，住在地委大院居中的一栋老式平房里，旁边有一条乳桢树相夹的甬道，杨汇泉经常在那条甬道上散步。1982年的冬天，我去常德开会，住在朋友家，凌晨朋友推醒我，说：“你听！杨专员在外面散步。你去见见他吧！”我没有勇气，因为觉得自己的作品写得不够好，他在信中给予了批评，打算写出好的作品了再去见他。那时的我，不单是我，应该是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比较单纯。这次他约我散步，我自然联想起了这一幕。此时，我们已经有过两次见面，虽然短暂，但令我感到亲切、无拘无束。我好像有很多话要对他说。那天晚饭后，我早早地来到省委接待处门前那块绿茵茵的草坪里，半个小时后，他从大厅走了出来，我迎了上去。我陪着他，围绕那块方方正正的绿草坪漫步。那一次谈的话题很广泛，但谈得最多的当然还是文学。开始我不紧张，越往深里谈，我反倒紧张起来，因为一问一答中，我感觉自己的知识肤浅而贫乏，与他比较有着天壤之别。我暗下决心，要多读书，不然就辜负了他的希望。这次我不失时机地向他提了一点要求：省作家协会拟推荐我上大学，但名额少，竞争很激烈。我很想上大学充电。意思是请他给有关方面打个招呼，推荐时向我倾斜一下。他稍作沉吟，对我说了一席很深刻的话。大意是：先把基础打牢，上大学有的是机会，大作家，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也有没进过大学校门的，像高尔基、浩然等等。等到自身有势力跟人家竞争了，再去上大学深造，会对你更有利。他没有列举他自己。我知道他少年时代半务农半习读，仅上过五年小学，这次从上至下的机构改革，都注重选有大学文凭者。他是正、副省长中唯一没有大学文凭的。他虽然没列举他自己。但我自然想到了这一点。我听了他的话，往后的日子里，我以汉寿县沧浪渔场做生活基地，一边体验生活，一边创作，同时自学中国文学函授大学的全部课程，取得了大专毕业证。创作上也小有收获。经杨汇泉指点修改后的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得到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认可，于1985年出版了单行本。中篇小说《小甲鱼的“阿姨”》《牛蛙大王》相继发表，还有一大批短篇小说《鲤鱼风波》《春柳湖上》等，散文《鳖园绿了》《是为了报答吗？》等，报告文学《三十二年风雨路》《揭开水鱼生长的秘密》等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汉寿县委、县政府领导对我政治上、生活上均十分关心。送我进党校学习。县委周立民书记经常带我下乡调查研究。每年给我立功授奖。我人生中呈现出一个小小的黄金期。有人开玩笑说：这都是因为杨省长重视你。这也是，也不全是。因为汉寿县委的历届领导都很重视文艺创作，我所经历的几届县委书记：白连清、何秋舫、周立民、刘昌进、左连生，都对我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帮助。正因如此，汉寿县成立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创作组，专门机构、专门经费，一直保持了13年，以老带新。如果没有这13年的培养、历练。我不可能成为现在的国家一级作家。应该说：有了杨省长对我的关心、重视，汉寿县委的领导对文艺创作更加重视，对我更加关心。那个时期，各级领导对文艺的重视是发自内心，而不是像现在某些领导者的作秀。如今，省委接待处门前那块方方正正的绿色草坪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地面加黑黑压压的小车，然它却存留在了我心中。绿草坪，我心中永远的怀念。
我在文学湘军中只算作很普通的一员，却能得到杨省长的如此重视。他对整个湖南文艺事业更是重视，他不分管文艺，但是他管钱，总是向文艺倾斜。我以自己经历的一件事为证。1986年，湖南省作家协会举办首届儿童文学评奖，但没有钱。儿童文学委员会的正副主任谢璞、金振林、邬朝祝，把我从汉寿召到长沙，要我去给杨省长送要钱的报告。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找杨省长办过任何事，无论是公，还是私。这次我只好一试。报告送到他手上，他二话没说，批给了评奖所需的全部费用。 ↑返回顶部↑